检视一下我这个博客有没有过于敏感的内容，需要再阉割吗？

结果是：阉割的很干净了，没有可以被正常人抓住的“把”了

愿上帝保佑所有好人，尽管这个任务很艰巨，但大能的手岂能落下

公义的手高举，唤醒木讷的良知

天津教案的根源在于东西方文化的冲突-20110523凤凰大视野-凤凰视频-最具媒体价值的综合视频门户-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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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膨胀的人头

作者：张鸣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1-5-20

本站发布时间：2011-5-20 14:43:02

报上说，四川四个贫困县，共有44个正副县长，平均每个县11个。当然，县长只能有一个，其余的都是副县长或者副县长级的县长助理。再加上书记副书记，以及人大政协的正副首脑，每个县的县级领导，差不多应该有一个排，甚至可能是加强排。按照现在官场的习惯，即使是副县长，也一律称为县长，而真正的县长，则呼之为“大县长”。这样阵仗的县长队伍，真是够浩荡的。
但凡官场，官员队伍的趋势，就是趋向于毛，官越来越多。虽然说，历朝历代，官员都有限额，但架不住往里挤的人太多。官员就意味着好处，不仅富贵，而且威风，光宗耀祖。官越大，好处就越多。大家拼命挤，限制的门槛就会破掉，即使不破，也会有人从窗户跳进来。不走正规渠道的“斜封官”，“白版官”越来越多。到最后，封官封不过来，材料不敷用，就只好钓不足狗尾续了。
但是，那个时候，官虽然多，但官员的位置却一般不加增，所谓官与缺分离。官只是一个资格，而具体的职位，就是缺儿。一个县，就一个县令，或者知县。多出来的官，就放在后面候补，排队等着机会。清末时节，地方每个官职都排很长一溜人候着，几年都轮不上。当然，如果你真的有势力，可以通过关系，排队加塞，争取早一点补上缺。如果肯花钱，也可以越级候补。这样的好处是，虽然官很多，但并不进入实际的“干部队伍”，补不上缺，就只有空有一个官衔，屁都不顶，即使到了地方候补，老百姓也不把他们当回事，没有人把候补知县当青天大老爷看。
我们现在的干部体制，没有了候补这一说，只有相对的轻重分别。比如同为正处级官员，书记县长和人大政协的主任，级别一样，但官的含金量大不一样。后者，实际上等于闲职。同样级别的官员，放在闲的位置上，就等于不加重用，照顾性的。很多时候，实际上是给某些做了好些年副处级的官员，解决一个正处的级别。不仅县级如此，市级和省级也有同样的问题。
官员队伍过于拥挤，在帝制时代，是因为整个社会官本位，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荣华富贵，耀祖光宗，全凭做官之一途。做了官，就有一切，不做官，就没有一切。全社会的最正当的出息，只有做官这华山一条路。做其他行业，即使富埒王侯，也没有地位。这在官本位的中世纪，本不稀奇，但奇怪的是在看起来已经相当现代化的中国，居然还存在这样的现象，大家一窝蜂往官员队伍里挤，挤得官员不好安排，每个地方副职都排上一大堆。在四川这四个县的新闻之前，好多地方也出现过这样的事，一个市，多少个副市长，多少的秘书长，副秘书长，长长一大溜，超编固然超编，但却不能不这样安排，副职不排多点，好些等着排队的人，就既没有位置，也解决不了级别。
龙多旱，官多乱，这是老百姓都懂得的道理。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又不能不这样乱。十羊九牧，管事的多了，不仅事管不好，反而给办事的百姓，增加了麻烦，给官场增加了纷乱和内耗。大家都往官场挤，都往高级别上挤，原因只有一个，现在我们的社会，跟过去的年月一样，唯官是贵，唯官是从，唯有官员，才能大富贵。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在中国，官员是唯一有尊严和稳定的职业。没想到的是，过去的中国如此，现在的中国还是如此。改革开放之初，一些开放的发达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人们不乐意做官的现象，但是，十几年过去，这种现象又没了，无论走到哪里，报考公务员的队伍都那么长，官场都那么拥挤，而且没有多少人肯从里面出来——回想起当年干部下海经商的热潮，真是恍若隔世。
官本位的回潮，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这些年官场成了市场经济的最大获利者，所有的资源，都被集中到了这里。只要沾上点官气，就可以分润到真金白银。权力正在成为资源调配的唯一杠杆，谁掌握了杠杆，什么都不用做，好处就会像潮水一样涌来。但是，官场人头太多，绝对非国家之福。

（转贴）丁弘：关于中共《党史》二卷和张启华同志一席谈

再转再按:

100多岁的周有光先生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并非都被奴化了，他们都是有良知的。一旦‘以言定罪’不存在，他们就会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 周先生的判断正确吗?

（转贴）丁弘：关于中共《党史》二卷和张启华同志一席谈

转帖者按：对于那部摆在书店乏人问津丢人现眼的《党史》二卷，自看到前主管编修的张启华女士以答媒体问的广告以后，我是主张不读它的（见本博《不读党史》）。但是丁弘老汉比我有耐心，居然花了宝贵时间，“匆匆看了几十页”，然后苦口婆心写了这篇出色的劝告，真是难得。只是我怕他“一席谈”的那位对象，未必肯把她那专听“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和精神”的高贵耳朵屈尊转向这个布衣老汉，哪怕听他一句半句。所以特把它转贴出来，供所有听人话的朋友们共享。

启华同志：

跑了几趟，我终于还是买到了你们的大作《党史》二卷。有人说：“这本书，站在柜台前翻一翻，看几分钟就行了，不一定买了。”我问：“为什么？”答：“因为还是过去的一些说法。”我说：“不能这样看，这是权威著作，不论是怎样写的，都是极重要的。它是历史的见证。是应该买的。”

启华同志，为这部书，你们一个团队历时十六年，四易其稿，终于通过，这是个大工程啊。今年是建党九十周年，理所当然人们对这本书寄予大的希望。因为它记录了建国后29年党的历史，即反映了从建国到毛泽东去世（1949——1976）所谓“毛的时代”27年的全过程。多的两年是把“华（国锋）的时代”也包括进去了。

启华同志，你们的这部书，体现党怎样給我们讲述这段自己的历史，这是多么严肃而重要的事情！

我以急切的心情，匆匆看了几十页。我得到的印象是感到遗憾。书已经出了，这无疑将作为一个永恒的见证，无情地留在历史上了。

你对责任的重大，显然是十分清楚的。

我注意到两点：一、你在书即将问世之前，就情不自禁地通过答记者问，诉说：我们秉笔直书所写的通不过呀。我这个带头人，只好奉命组织大家搁笔务虚，也就是统一思想。是如此地一次、再次、三次、四次呀，认为我们写得太灰暗了，实际上是要求把“尊重事实”逐步改为“尊重需要。如此折腾16年，有难言的苦衷。二、你们在书中，把审阅者的名字和被征求意见者的名字统统在《后记》中写出来，名字一大串，是109人，一个个赫然在目！这种做法在出版物中是罕见的。你们真聪明。这显然是在说，“文责”大家来负担吧，哪里仅仅是我们几个人的事情呀。

你们的处境令人同情。叫人想到一句老话“哀其不幸，怒气不争”。事情毕竟通过你们的手所铸成。这儿略举几个例子谈谈：

一

对建国初期，首先谈到《共同纲领》的制定，这规划了建设新中国的蓝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还是未来的事情。周恩来解释，社会主义的前途不写进去，这是慎重对待，因为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你们写到这里，好像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实际情况呢？《共同纲领》发挥了几天作用？是谁否定了它？这样重大的问题，你们为什么不谈了呢？你们当然很清楚，《共同纲领》体现建国前制订的建国方略，轻率地踢开它，才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桩大事。宋庆龄致函毛泽东说：“这不是自食其言了吗？”有少奇同志著名的“天津讲话”起了很好的作用，立即断章取义批判，是同一个问题。从此，我们党走上加速消灭私有制，实行一大二公，名为社会主义，实是民粹主义穷过渡的不归之路！直到毛的终年，还不能不以大量票证限制全国人民的基本消费。例如，每人每月只有4两油，火柴、肥皂也没有条件自由购买，凭票配给。小平同志后来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在我国历史的发展中，否定《共同纲领》是决定中国这一巨轮航向的关键问题。谁人所为？通过什么合法程序了吗？你们当然是知道的。由于个人专断，历史走了大弯路，你们避而不谈了，瞒过了！

二

第二章谈到抗美援朝战争。你们第一句话就说：“朝鲜内战爆发，美国随即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发动对朝鲜的全面战争。”这样，对战争的性质定了调子。启华同志，朝鲜战争是内战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你肯定知道，“三八线”是两个国家的分界线，不仅如此，也是两个阵营的分界线。金日成和斯大林合谋，突然南侵，一直打到南韩的斧山附近，即占领了韩国80%左右的土地。这一侵略行为震动了全世界，联合国作出决议，组织联合国军进行制裁。这一基本事实，为世人所共知，包括那些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战士，也早已在蒙蔽中逐步了解了真相。半个多多世纪过去了，苏联解体，俄国档案解密了，真相大白。西方有大量研究材料，基本上还是客观的。问题提到我们党面前时，中央绝大多数同志不主张出兵。这当然是有道义和利弊两方面的考虑。这在你们单位出的书中，也可看到。可是到今天你们还说是“内战”，当然这就不存在侵略了。明目张胆这样讲，是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反映出了一种不佳的道德形象？

三

你们撰写此书还是遵循三十多年前历史《决议》的基本精神。你们应该知道，那个起草《决议》的主持人早已承认它的历史局限性了。原起草小组组长胡乔木提出许多个人保留意见，就是邓小平同志在时过境迁之后，也公开承认当时的局限性，说那是说了违心的话。小平同志为此一再在党中央的重要会议上提出，应该重新评价毛泽东，给予科学的结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在这个问题上，越到最后，越讲得清楚。可是，你们的书仍然坚持着《决议》的观点，令人费解。

四

你们在书中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对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谁的过错？你们是尽量把责任推到大家身上，一再说，大家都有过。（见503页）这体现出你们的忠君思想。都有过吗？你们当然知道周总理、陈云同志等都是反冒进的，被迫作检讨。《人民日报》总编被批判为“死人办报”，后来自杀身亡。曾参与主持一大的、被誉为哲学界的鲁迅的李达，曾及时提醒毛泽东：“头脑不可发热，否则中国人民要受难了。”文革时他不幸被批斗致死。启华同志，你们没有想一想，大跃进的后果还要这些人负责吗？要广大受难的基层干部和群众们负责吗？你们的史笔，没有支持党内健康的力量和正确的思想，而是抹杀他们，加罪于他们。这在道义上更说不过去了。你们是把毛泽东和党捆在一起，认为“忠君”等于“爱国”，维护毛即是爱党。错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看来少了是非之心，多了封建的等级观念。只有把正确的和错误的，光明的和阴暗的，这些矛盾明确揭示出来，才能给党赢得光荣。否则文过饰非，是非不清，何以资政育人呢？

五

《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这一节，你们真是推敲太多，煞费苦心了。

从建国之初的批判《武训传》，到1956年的揪出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一系列的个案。毛泽东在这几年里，抓典型，乐此不疲。到1957反右，是“撒网捕鱼”大规模地以言定罪，制造冤案了。对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成员，是“引蛇出洞”聚而歼之。

你们在这一节里，是写”反右”前的这几年。

你们重点讲了两个小人物，批判俞平伯的故事。那时把《红楼梦》研究的方法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并把已经高龄的学者俞老送到乡下去劳动改造。虽然对事情的性质没有说清楚，总还是讲了。是挑出来讲了，因为这件事比较小，比较轻，而对许多影响巨大的事，大多略而不谈。谈及者则是是非颠倒地说，把黑的说成白的。北大校长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轮》，主张计划生育。1958年7月1日，《红旗》创刊，第一篇是毛泽东的《介绍一个合作社》。短短千字文，3次强调人多好得很。”人多议论多,热气大,干劲高。”“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周恩来审时度势，察言观色，恳请马寅初检讨。他说：“我把你视为长兄，这一次一定要听我的。”马说：“应检讨的不是我。”这样糟了。不仅北大校长不能当了，在北京的胡同里被软禁20年，一切人权被剥夺。所好生存权还保留着，直至毛的终年。马寅初有什么罪呀？

启华同志，在你们的笔下，毛泽东却是一直主张计划生育的。果如此，怎么会有周恩来、马寅初的这出戏呢？毛可能有反复无常的话，看你如何理解了。你们认为主席是英明的，可能有断章取义的根据。改革开放后，走出毛的时代，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国人有共同的感慨：“批了一个马寅初，中国增加几亿人。”你们黑白颠倒着写，为了尊毛、护毛，这样是有利改善党的形象，还是有损党的形象呢？

孙冶方、顾准等经济学家，是先觉者，他们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有违上谕，被整得家破人亡。这个话题,比《红楼梦研究》的方法问题重大的多呀!

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观点，对毛泽东的“一分为二”做补充。这是唯物辨证法的核心问题。一分为二是“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基础，加上“合二为一”才是辨证法完整的表述。这一补充，刺痛了毛。中央党校两千学员，奉命批判自己的校长，进而殃及全国。这是哲学的重点问题，你们的书上也善意地避开了。用一个俞平伯遮挡过去，

你们提到胡风案，有趣的是把责任简单地推给了中宣部。说由于他们的一个文件而引起，和毛泽东没有任何关系。至此，你们的忠君思想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当年，毛泽东亲笔书写的大量按语，杀气腾腾，全国骇然，一个进步的文艺理论家，一下子成了反革命，且是反革命集团的头子。胡风事发，首先是周愕然。他刚对文艺界的负责同志讲，和胡风之间是文艺理论的探讨。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跟不上毛的思想。不经任何程序，给一批人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后来胡风被关压27年，株连甚广。这件事，充分展示了毛的帝王之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党已经给胡风平反，你们仍对这一冤案的始末不愿直说。这样，当然就不存在法律和道德上的概念。这不是在塑造自己作为“史家”的形象吗？

你们本来应该借此机会，把问题讲清楚，告诉读者：胡风和毛泽东的矛盾在哪里？胡风主张写“精神奴役的创伤。”认为中国人民在千年帝制下，受到奴役，文艺工作者，应从事启蒙工作，揭示精神奴役的后果。鲁迅先生写《阿Q正传》即是实践。而毛泽东则认为，歌颂工农兵才是应有的主旋律。尤其是一批优秀的青年作家路翎等等团结在胡风的周围，这是更加不能容忍的。于是一网打尽，都是反革命。1957年，罗稷南先生问毛泽东：“如果鲁迅活着会怎样？”答：“或者不写了，还写就坐在牢里。”（大意）所以有人说：“鲁迅如果健在，胡风的事可能不会发生了。”从80年代平反的情况看，这一时期许多的大批判，找不到一件是正确的。特别是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史学家被打倒，反证出毛的世界观。他自称“秦始皇”从根本上破坏了法制。毛的时代，中国成了一个没有律师的国家。对这一基本情况，你们不置一词。

你们说：“胡适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者。揭露批判之，是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要的战斗任务。批判是必要的和有积极意义的。”你们讲到“批判延伸到教育学、政治学、心理学、诸多领域，以肃清其影响。”你们知道吗？现在中学教科书选用胡适的文章。以胡适的思想在教育我们的孩子了。总之，你们以毛的是为是，以毛的非为非。你们应该知道“罢黜百家，独尊毛著”的情况。在毛的有生之年，把《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等许多学科压根儿否定了。大学里这些课程没有了。文革之后，才逐步重建。在中国社会，律师才逐步重新产生。

你们谈到毛泽东主持制定了1954年的《宪法》，办了一件大事。你们肯定也知道，他对《宪法》这个东西怎么看？做做样子是需要的，它束缚我们的手脚，执行与否，怎样执行，党来决定。这一思想，口耳相传直到今天。到今天《宪法》执行了吗？“何时宪政大开张？”仍是国人的强烈呼吁。情况不是如此的吗？你们在书上写的，和实际情况不是一回事。

启华同志，这是我国政治生态的一些要害问题呀，你们把许多避开了。按照鲁迅的说法：“正史涂抹太多，看不到真面目。”你们的书再次证明他的观点。

六

这样说，太繁琐了，还是从整体上提些意见吧。

1 该切割的没有切割

最近有《只有和毛切割，才能找回自信和光荣》一文。这个题目就点出你们这本书的要害。这不是简单的批评，而是善意指出你们应该怎么做。

你们笔下应该是歌颂光明、主持正义，支持正确的东西。这大有文章可写呀。

建国之后，中国向何处去？少奇同志宣传新民主主义路线；大跃进启动，周恩来等“反对冒进”。《人民日报》开始也曾坚持正确的思想，更不要说马寅初：拒不检讨，宁为玉碎。宋庆龄赞扬他是“民族瑰宝”!胡风以30万字声明自己观点。你看看《毛选》就知道，毛骂得最厉害的是梁漱溟，他当众提出，要关心农民，有了顶撞，这刺痛了要害。建国后农民一直受到歧视。所以龙颜大怒了。史有视死如归者，有粪土皇权者。他们体现出的浩然正气和傲骨，才是民族历史中的闪光点。你们在这一节中，应该写出文天祥《正气歌》的续篇。为我们民族的脊梁唱赞歌。遗憾的是，你们煞费苦心维护君权和神权，这样，光明的一面被抹杀了。我们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光彩的东西呢？你们叫后代子孙还学些什么东西呢？

写历史，没有想到“切割”或曰“剥离”成了关键词。把毛泽东个人和党捆在一起，认为毛即是党，党即是毛。这样党无法找到光荣和自信。“面子是中国人的纲领”（鲁迅语）只有掩盖事实、文过饰非。害得你们这些史官、作家好为难。你的上级和前任石仲泉先生说：“《党史》只有10年20年的命运”。这是老实话，你们写的东西，为什么是短命的呢？其实，说真话肯定是不朽的，可是说假话欺骗人、忽悠人一天也不应存在，让它存在10年20年也是罪过。

“切割”成了一个大课题。

“民主集中制”要求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最后当然是服从一个核心。这一后果，普列汉诺夫（列宁的老师）早已预见到了。他说：“党的专政必将成为个人的专政。”因此这当然是终身制了。记得八届二中全会后，中央通知全国媒体：“今后‘党中央毛主席’的提法一律改为‘毛主席党中央’。”这是明确指示个人在党之上了。党本来不应以个人为核心，而是为理想而斗争的具有民主机制的战斗集体。但在实际生活中，发展成为“我就是党，党就是我”这一点早逐步明确和强化，这给今天留下“切割”这个必须而又困难的任务。

王若水同志（人民日报副总编）把马、列主义剥离开来，这是共运史理论上的重大贡献。他告诉我们，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两回事。马克思早已与时俱进了，列宁不过是打着马克思早年左的观念作为旗帜把革命输出到东方，和那儿的专制主义的历史传统相结合。

在你们的笔下，当然还是马、列一体化，没有想到马克思本人会同意这个评说吗？老人家有脾气，他会说：“见鬼去吧！”

2 该超越的没超越

1981年党有一个历史的《决议》，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你们今天声明，我们今天以此《决议》为准。时间过去30年了，认识不应该与时俱进吗？对这个问题前面已经提到，我当进而言之。你们当然知道，那个《决议》制定的主持者小平同志早对它有所扬弃，承认自己限于条件说了违心的话。有些地方是不真实的。1991年就说，10年8年之后要该改，这个时间早过去了。他一再讲，说真话是党有信心的表现，要相信党和人民会理解的，不要怕。这是最后的遗言了，真是语重心长！这上海西苑饭店那次中央的会议上，他重点谈此事。为什么？因为重要，事关国家的命运。他是说，有科学的历史观，才能有科学的发展观，这决定怎样走前面的路。有人说，他敬畏历史，关心身后的名节。能如此，不也很好吗？你们没有理解他的心情。小平同志看到你们以他所扬弃的《决议》为准，会怎么想呢？

《决议》当然不能全部否定。它所论述的恰是毛的时代，即你们所写的这段历史，它是作了许多“切割”工作的。比如说，“反右的扩大化”“主观主义的大跃进”“不适当的反右倾”“十年文革的动乱”。都是否定语言，而且错误是越来越严重。这对毛大不敬！但却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犯的错误。哪有饿死千万人也不认错的马克思主义者呢？当时邓还需要前一个时期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格局。简言之，还需要“个人说了算”。

小平同志的伟大贡献是纠正了毛的许多错误，否定了他一生的重大建树，有所谓“四大否定”：否定了人民公社；否定了计划经济；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否定了文革。一个不否定也无法启动改革开放。所以乔石同志说：“邓小平思想就是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思想。”

邓和毛之间是有了剥离，但是却“藕断丝连”。

你们撰写此书是尽量把两个30年连起来，认为这样可以好看一点。这样有些问题就难以自圆其说了。如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见1065页）以肯定邓是是第二代。毛是第一代吗？这说明你们不是站在“中共”的立场，而是站在“毛共”的立场，你们把毛之前的许多代都否定了。这说明你们在感情上不是在写党史，而是唯上写官史。

你们对消灭私有制的三大改造是肯定的。说是实现了社会主义。那么，改革后重见的私有制已占到国民经济的50%以上，这对不对呢？为什么改革了呢？当然多种经济并存情况是正确的，改革挽救了我们党。

例如，你们说，毛泽东领导有“建立社会主义的巨大贡献”，你们不敢正视，他所建立的是什么社会主义。人的自由程度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而毛的时代，人的自由度降低了。人的富裕的程度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毛的时代最基本生活所需也要票证控制。这是社会主义吗？江泽民同志说，没有民主就不是社会主义。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胡锦涛同志更明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标志党的伟大觉醒。显示党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这些话，反应出你们所写的这段历史是什么情况。你们是尽心竭力地忽悠着，尽量说明毛的伟大和党的一贯正确。灰暗的地方尽量抹去。你们自己也知道，这个《史》是寿命不久的。

你们本应按小平同志的精神超越《决议》，为党史作出自己的贡献。

3 还是“宜细不宜粗”吧

30年前，党制定历史“决议”时，小平同志讲：“宜粗不宜细。”这次你们遵命改稿，还是要求“宜粗不宜细”。说穿了，不过是为了文过饰非。其实调“细”些才好。一般是该粗的粗，该细的细。所谓粗，即要高度概括；所谓细，应有丰富生动的形象。你们的书，98万多字，少有历史人物活动的身影。在这个时间段里，有多少生动的、激动人心的场面呀；多少个性化的、生动的语言呀！可是看不到历史人物性格的展示，少有生动的情节。这样可读性少了。由此可看到，你们写的时候，不是想着读者，而是写“遵命史学”。你们如果能写出南宁会上周的谦恭，庐山会上毛的豪气，广州会上周恩来、陈毅想给知识分子脱帽的心境，写对三峡的御前辩论，更有7000人大会上的毛和周对敬畏历史的不同心态。还有少奇同志“文革”中离开中南海时“仓惶辞庙”的悲歌，更有毛弥留之际交班时候的宫廷氛围……那该多好啊。历史给了你们多好的机遇啊！你们本应该写出当代的《史记》，那“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你们中间是人才济济啊！

在建党90周年之际，推出这一史册。客观上是史学的里程碑，不论它是怎么写的。但文风就是党风。它给我们提供一个重要的信息，一个健康的、蓬勃向上的政治力量是没有必要说谎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书上说：“朝鲜内战爆发了”，不免心惊。难道，到了需要明目张胆说谎话的时候了吗？有人认为这是为了维护稳定，是形势的需要。这样维稳，恐怕会越发不稳。因为社会的稳定要建立在信任基础上。一个网民说：“一个对自己的历史，不给群众讲真话的党，叫我们怎样相信它呢？”这话太难听,我们只有听着，没有办法。

仔细想想，谈了许多，其实都是废话。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这个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100多岁的周有光先生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并非都被奴化了，他们都是有良知的。一旦‘以言定罪’不存在，他们就会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你一定知道，在官方史学圈子里的人，一旦摆脱思想的桎梏，他们有良好的学养，有丰富的资料，有对民族的使命感，都写出了宝贵的信史。这方面的情况，你一定非常清楚。所以，你们团队里有人反映出一些懊丧的情绪，大可不必。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前景肯定是美好的。

老年多病，久住医院，如有不恭之处，请你原谅。

此致敬礼，恭祝顺绥。

南通 丁弘 敬上2011-04-28

——对文革的一种给力的解释 作者 姜莱

——对文革的一种给力的解释

作者 姜莱     关于文革的书籍和文章汗牛充栋，在这些文字中，老姜以为许锡良先生的解释还算有意思，给人以一针见血之感——文革不过是古代皇权与官僚集团斗争的现代翻版。当然，我知道肯定有人对这种解释会感到气愤。气愤就对了。这说明它切中了要害，打到了七寸，这才有人觉得蛋痛。 　　不过，许先生这些观点，是在网上的一篇博文中写出来的，我没读过他其他的有关文章，也不知道他是否有更严密和更完整的相关文字发表过。博文容量有限，叙述方式的学术性也不够，希望能看到许先生更慎密完美，也更加学术化的文章。另外，许先生没有谈到文革这种皇权与官僚集团斗争的后续发展，以及它给当代中国造成的影响。我现在闲来无事，就来画蛇添足，接着这个话题补充说说，权当凑个热闹。 　　一，在中国的政治史上，皇权与文官（官僚）集团的斗争，一直是一条主线。但这并非说，中国历朝历代只有皇权与文官这两大政治势力，举足轻重的还有外戚和宦官两大利益集团。这四大力量主宰着中国几千年来的上层建筑，甚至主宰着历代王朝国家的命运。而且皇权与官僚集团也并非总是在作对，在特定时期，皇权和官僚还会联合起来，以对付宦官或外戚集团。外戚或宦官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站在皇权这一边，有时他们也会联合官僚集团抗衡和挑战皇权。至于外戚与宦官集团，他们在历史上更是经常拼得你死我活，把宫廷政治演绎得炉火纯青。中国人玩政治很有一套，懂得要以多克少，最大限度孤立敌人，懂得如何搞统一战线，拉帮结派。于是，以这四大政治势力为主角儿，几千年来，华夏的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幕接一幕的合纵连横的好戏。只不过这些戏大都很残酷，也很血腥。 　　二，现代社会，皇权已没了三宫六院，妻妾成群，外戚也就没有以前那么复杂，那么盘根错节了。但外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仍不可忽视。四人帮就可以说是一个准外戚集团。四人帮的头儿实际上是江青，王、张、姚实际上都是江青的附庸，他们哥几个也只有贴着江青，才有可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坐大。毛对张春桥和姚文元另眼相看，固然与两位文才不错，而且与毛的理念也相符有关，但两位对江青的紧跟和呵护，这才是关键。另外，现代社会已没了宦官，但执行着与宦官相似职能的人却不可或缺。这些人负责打理现代君主的日常生活，保卫他们的安全。作为皇权的内卫集团，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力同样是巨大的。 　　三，且不说四人帮的执政理念，与当时的百姓们的需求已格格不入，单就政治智慧而言，四人帮也是我知道的中国历代外戚集团中最差劲的。这一点与江青有直接关系。江青是一位非常跋扈的女人，任性而自以为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做事随心所欲，动辄用屁股指挥脑袋。她的政治谋略更是一张白卷。在四人帮覆没的的前一两年，江青一方面在与以周恩来和邓小平为代表的文官集团作着殊死搏斗，另一方面却对内卫集团的领袖汪东兴视而不见，且一再羞辱、怠慢和威胁他。这样一来，毛一走，文官们与内卫们一拍即和，立马将四人帮拿掉，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同样是皇权与文官集团的斗争，现代与古代还有一点不同，那便是“人民群众”作为一种力量也卷入了进来。这一情况，恐怕与现代社会政治意识模式的突变有关，如自由民主理念和马克思主义的输入与传播。也与现代科技、尤其是交通与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有关。有了现代交通与信息传播工具，政治集团才有可能及时大规模动员“人民群众”卷入政治运动中，而在古代，这些斗争大多都会以宫廷政治的形式了断。但即便如此，我仍然同意许锡良先生的观点，在分析文革的政治内斗时，只需重点考虑皇权与文官集团的斗争，而“人民群众”这股力量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在这种斗争中，“人民群众”只是一种道具或工具，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发言权，更不可能左右中国的政治走向。在信息不透明和没有法制民主的社会，看起来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始终只是权势政治集团摆弄的一种木偶剧。当然，这不是说不同权势政治集团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都是一样的。不同利益集团有不同的执政理念，走着不同的政治经济路线，因而他们对“人民群众”的民生的影响也不同，有好坏优劣之分，只是“人民群众”并没有对这些政治集团进行选择的权力。像四人帮，他们的执政理念几乎没有发展经济的任何内容，一心一意在谋划着如何夺权和掌权，这与当时的“人民群众”的期待相去甚远，但如果四人帮的政治谋略十分到位，当时的他们就真的掌握不了国家的最高权力吗？也不尽然。四人帮当时的确不得人心，因此他们倒台后，在民间几乎没有出现过任何成规模的反弹，这当然也是文官集团能顺利将他们拿掉的一个原因。但“人民群众”的这种作用，是辅助性的，谈不上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力。 　　五，在大中国，结束皇权政治的是两位曾经的苏联同学，即蒋经国和邓小平。在台湾，蒋经国不当现代版的帝王，而是把台湾推向了民主政治的道路。在大陆，邓小平也不做现代版的皇帝，但他没有采纳被左派称之为西方民主的政治制度，而是采用了另一种结束皇权的对策，即实施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任期制看似简单，却也能给皇权致命一击。帝王的特征有很多，但终身执政是一条底线。任期制一实施，这条路就给堵死了。 　　六，中国民主政治的道路仍很漫长，但皇权已被解构，这也算是一种历史进步，值得中国人欣慰。不过，没有民主政治垫底，皇权的湮没，主要意味的仍只是官僚集团的胜利，远谈不上“人民群众”的地位有什么实质性的提升。皇权倒掉了，文官集团胜利了，家天下变成了官天下，皇权的遗产被人数众多的官员“集体”继承，这当然也是好事。但也带来一一些新的问题。简述两条：第一，没有民主政治支撑，官员腐败仍缺乏民主监督。在皇权制下，民主监管也是缺失的，也存在大面积的腐败，但至少还有皇权的打压。皇权视天下为自己的私产，对“偷窃”自己私产的家伙深恶痛绝，因而对皇权不认可的腐败行为，皇家一定会下狠手打压。这当然也无法真正遏制腐败，却至少能延缓腐败蔓延的速度。而在既无民主监督又无皇权打压的背景下，腐败以几何级速度蔓延，也就在所难免了。第二，皇权的崩塌，意味着一种精神依托或“信仰”的同时瓦解。崇拜皇权领袖当然不是什么好的信仰，但毕竟是一种精神信念。现在皇权没了，这种精神信念也随之瓦解，宗教或民主自由的精神依托又仍然缺失，人们便开始彻底转向拜物教。现在的中国，人人在逐利，但肥利已被胜利的官僚集团分走，并牢牢把持着。对大部分人而言，面对这些可望而不可及的肥利，他们就只能望梅止渴了。

安徽癌症村，安徽癌症村原因，曝光全国18个癌症村一览

癌症村，概指在某一固定空间和固定人口如乡村中，有一定数量的人口罹患同一种癌症或某一癌症在该空间内的发病率骤增。根据流行病学分析这种癌症与生存环境有一定联系。被病魔笼罩的村庄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生机，留下的只是无钱离开的老弱和房屋主人死后留在房上蜘蛛网....

安徽癌症村

一座四周零星擺放著幾個簇新花圈的墳墓，靜靜的佇立在冬日的小雨中，墳墓的新土在周圍背景蕭條的對比下，顯得格外突出。

 在天长市汊涧镇漂牌村，提起该村下辖的安徽癌症村大坝村民组，方圆几公里的其他村民组村民说：“大坝村是远近闻名的‘安徽癌症村’！”近几年来， 大坝村民组陆续有一半以上的家庭有人先后患过癌症，甚至有家庭绝了户。“不仅连周边的村民不敢来，就连本村的村民也像躲瘟疫一样，纷纷在镇上买房或租 房。”大坝村民组组长张成武说，他们这里到底是咋啦，为什么安徽癌症村癌症如此高发呢？  

现状安徽癌症村癌症患者逐年上升 

大坝村民组位于天长市汊涧镇漂牌村的西南面，这个村民组并不大，总共有24户人家，由104人组成。可是近几年来，癌症在这个村子肆虐，先后有一半以上的家庭有人患上胃癌、肝癌、肺癌、食道癌、淋巴癌等癌症。 

“村民魏明华一家最为悲惨！”村民组组长张成武说，魏明华于今年4月中旬死于胃癌，而自己的丈夫彭保忠和儿子彭志林也分别于2006年和2008年 死于食道癌，如今魏明华的儿媳已改嫁到外地。“这个家庭已经不存在了。”张成武说，癌症发病率在他们这里逐年上升，主要就集中在这五六年的时间里，自 2006年至今，全村先后有18人患过癌症，且16人离开了人世，仅今年1至4月份，已有3名癌症患者先后离世，目前又有2名被确诊患有癌症，现正在进一 步的化疗中。  

恐惧 安徽癌症村上下谈癌色变 

昨日上午，记者在汊涧镇漂牌村委会副主任倪玉平的带领下来到原魏明华居住的房屋前，只见这座房屋大门上的铁锁已锈迹斑斑，水井的井口也已布满了蜘蛛 网，房前屋后长满了荒草。记者透过窗户发现，屋内本来用于睡觉的木床已被拆卸了好几块，凌乱地躺在地上。“这座房屋现在已是人去屋空了。”  

“提起癌症，村里人都感到恐惧。”村民张友余说，他的嫂子吴德平前些日子被查出患有食道癌，现正在南医大附属二院化疗。张成武说，自己的二大妈也死于淋巴癌，从发病到死亡总共就半年时间，人受了很多罪，她以前身体非常好。 

记者在大坝邻近的下营村民组采访时，村妇徐春红告诉记者，大坝村民组距离他们村约有二三公里的路程，他们这里的人都知道大坝村癌症患者较多，以前还经常去大坝村走亲访友，但现在去得非常少了，走进这个村子有点恐惧感。  

安徽癌症村疑凶 村中井水有问题吗 

为什么这几年安徽癌症村癌症会集中爆发呢？采访中，很多村民表示，这可能和他们饮用的井水有关。据了解，早在2006年之前，村民们通常饮用池塘里 的水。“以前经济困难时使用池塘水反倒没事，可随着经济条件改善，家家户户都打了水井并饮用井水后反倒出事了。”组长张成武说，这不是井水的水质有问题， 是什么呢？  

据张成武组长介绍，他们所在的村地下，早在十几年前就被省勘探部门勘探发现有煤矿、石油，并且在勘探中还发现过一口“毒气井”，这口井一打开即被封上了。 

村民们有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或有什么污染企业在村子周围呢？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村民们的生活习性与周围村庄无异，他们这里也无任何污染企业进 驻，且大坝村民组还位于当地釜山水库北岸，面朝碧波荡漾、风景秀丽的釜山水库，应该说大坝村民组是块山清水秀的风水宝地，但村民面对每年要有好几位群众因 癌症离开，他们开始怀疑这里的生活水源——井水，可能出了问题。  

安徽癌症村求解 具体原因还不清楚 

如果是放射性物质在井水里作怪，那么取些水让专家们化验一下不就行了？昨日下午，记者带着两瓶井水来到了天长市卫生局疾病防控中心。 

该疾控中心杭主任获知记者的来意后表示，记者反映的事情他们并不知情，并对记者要求对带来的水进行化验表示有难度。杭主任说，他们中心有专人负责这块，随即他打电话喊来了该中心负责慢性病管理与防治的胡彪股长。  

胡股长表示，造成癌症的原因非常复杂，有遗传方面的原因，也有自己日常不良生活习惯的原因，总之癌症的防治是一道世界性难题。  

胡股长表示，对于村民们提出癌症和饮用井水有关，他表示不太可能。但胡股长同时表示，他们近期会组织专家上门对大坝村民组的井水进行取样化验，看看井水里到底含有哪些成分，并会根据检测结果作进一步的调查处理。  

曝光全国18个癌症村一览

癌症村 - 1.洋桥村 

地域：位于江苏省盐城阜宁县古河镇。

环境：村边的农药厂、化工厂排放工业废气十分难闻，村民夜里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才能睡着。工厂排污管道向麦田里排放着黄色油状液体，排污口附近的麦苗或死 或黄；有时河面漂着大量死鱼虾，村民家井水常有红色漂浮物，不能饮用；自来水厂距离农药厂、化工厂的排污口不到一百米，自来水也时有农药味。

病种：肺癌、食道癌等。

后果：80％的村民由于受刺鼻气味的影响，常感肺部不适、呼吸困难、晕眩，特别是老人和小孩时常咳嗽、胸闷。三年内因癌症去世的村民超过20人。2004 年又有近10人被确诊为癌症。靠近农药厂、化工厂的第五、六、七村民组因癌症不治去世的人数占三组三年中死亡总人数的70%。村民用自家生产的粮食喂鸡和 猪，鸡不下蛋，猪不吃，所以自己也不敢吃，只能出售后到镇上买别的地方生产的粮食。 

癌症村 - 2.广丰村 

地域：位于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广益镇，有200户村民。

环境：位于广丰村的马家河浜两旁有许多排水管，臭气熏天，河水已发黑，石利新村2000户居民排放的生活污水汇集在此；广丰村周围化工厂排放的工业废气、液化气公司散发出的怪味……让村民们不敢开窗。

病种：肺癌、肝癌等。

后果：全镇癌症患者总数的60%以上在该村，几年中，近20人因癌症去世，新查出患癌症者近30人. 

癌症村 - 3.龙岭村 

地域：位于陕西省华县瓜坡镇，有30户、154人。

环境：龙岭村西北方4公里远是陕西化肥厂和复合化肥厂，西北风将工厂散播的污染物质吹到龙岭村。当地生产的的面粉铅含量超出国家标准1.6倍属重污染、铬 超出国家标准2.98倍属严重污染；芹菜中镉、铅、汞、砷、铬都超标，其中汞高出国家标准16倍、铅高出国家标准83.5倍属特级污染；中药柴胡中镉、 铅、汞、砷、铬都超标，其中铅高出国家标准91.5倍；豆角叶中铅高出国家标准191倍；核桃中铬高出国家标准2.9倍；油菜籽中铅高出国家标准75倍。 全村耕植地、非耕植地以及室内用地，都受到了铅、铬、砷、铜、锌、镍污染。

垂死挣扎的病人病种：食道癌。

后果：检测所有村民头发，均受到铅、砷、锰、磷严重污染。全村36人死于癌症，占全部死亡人数的61%。  

癌症村 - 4.杭集村 

地域：位于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大仪镇，有932户、3058人。

环境：有居民家的井水，高锰酸盐指数和氨氮指数超标。

病种：食道癌、肝癌。

后果：近年癌症患者特别多，全村大约有20多人。

癌症村 - 5.上坝村 

地域：位于广东省翁源县，有3265人。

乌黑发臭，被严重污染的河水环境：自从大宝山矿开采以来，大量含有镉、铅、铬等多种重金属的洗矿废水，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被排到流经上坝村的横石河中；因 没有有效处理，矿坑表土完全氧化后每吨产生207千克浓硫酸加上大量重金属随土流失，污染了水体。横石河1.5公里河道未发现生物，直到下游50公里水中 生态系统仍未能恢复。

病种：食道癌、胃癌、肝癌。

后果：村民每天通过饮食，仅镉的摄入量就达178微克，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标准的3.6倍。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全村共有210人死于癌症，而癌症发病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9倍多。 

癌症村 - 6.黄孟营村 

地域：黄孟营村位于河南省沈丘县，有726户、2471人。

环境：郑州、开封、漯河、许昌、周口等地的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全都被排放到沙颍河，黑臭的劣5类河水流入黄孟营村，其干渠、坑塘的鱼虾逐渐绝迹  

病种：食道癌、胃癌、肠癌、肝癌、肺癌。

后果：村民癌症的患病率明显偏高，癌症死亡也一年比一年多。14年间，村里死于癌症105人，占死亡总人数的51.5％，死亡年龄大多为50岁左右，最小的只有1岁。  

癌症村 - 7.北老观嘴村 

地域：位于河南省浚县，有1274人。

环境：该村位于卫河沿岸，卫河上游的造纸企业曾达新乡市142家、焦作市60多家、滑县17家，绝大多数都是小企业，有的排放工业废水不达标，有的根本没 有排污净化设备，其污水导致卫河严重污染。这些企业造成的污染负荷，占当地80%以上。流经北老观嘴村的卫河水黑中透红，表面漂浮着一层白沫，距离１００ 米就能闻到一股怪味，还混合着腥臭，天热时整个村里都是腥臭味。村民家的井水浑浊不堪，还漂浮着黑、黄色颗粒，腥臭味扑鼻。

病种：食道癌、胃癌、淋巴癌、肺癌、肝癌、子宫癌、肠癌。

后果：10年间，有112人死于癌症，占全村死亡人数的90%。癌症死亡中，50岁以下者超过50%。由于长期用污水浇地，土地碱性增加、板结，粮食产量下降；村民养的猪只能长到５０多公斤，多数还患烂蹄病。  

癌症村 - 8.吕店乡 

地域：位于河南省西平县，沿洪河有八个“癌症村”。

环境：被污染为劣5类水质的洪河流经吕店乡，其河水被污染成黑色的上游约4公里处是舞钢市造纸企业海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被污染成黄色的上游约1.5公里 处是舞阳县华裕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而舞阳县三里河造纸厂也向河里排污。村民家30米深的井水还有腥臭味，烧成开水时浮着肥皂泡样的白沫，过滤后再烧开才能 喝。这里的饮用水亚硝酸盐氮超标倍数都在54.5倍以上！

病种：喉癌、肺癌、肝癌、胃癌等。

后果：10年间，八个村共死亡1838人，年平均死亡率达9.7％。，远高于全国死亡率；而且死亡率呈逐年上升趋势，2005年死亡率高达12.2％。。 死亡者年龄集中在45~70岁之间。沿河村民用河水灌溉农田，造成烟叶、小麦、玉米等农作物大面积枯死，每年该乡因水污染受害农作物达5万余亩，直接经济 损失达1000多万元。  

癌症村 - 9.刘快庄村与西堤头村 

地域：位于天津市北辰区西堤头镇，曾经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

环境：两村周围的化学制剂、染料中间体、油漆涂料、农药兽药、香精香料等各类化工厂超过90家。这些化工厂昼夜生产，制造着黑烟、污水、臭气、噪声，尤其 是把有毒有害的化工废水直接从厂里转移到村边河中、把排污暗管埋到菜地里，使大片菜地两旁，原本用于灌溉的蓄水渠也全部充满了红、黑和黄色的化工废渣。当 地水源挥发酚、氟化物、细菌总数等四项指标不合格，其中挥发酚、氟化物都是有毒物质；化工厂大气排放臭气浓度随机抽查为全部超过国家标准12倍。

病种：肺癌、胃癌等。

后果：在被调查的190位村民中，１４８人常年头疼、恶心，３９人经常患哮喘、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几年间，两村已有２００多人死于癌症，绝大部分是肺 癌。化工厂高密度排放的废水、废气，导致地上寸草不生，空中弥漫粉尘和恶臭，村民种的萝卜、大白菜和水果等因为污染没人买。 

癌症村

癌症村 - 10.飞龙村 

地域：位于重庆市合川龙市镇，第六、七两个村民小组约500人。

环境：情况不明。

病种：肝癌、食道癌、直肠癌、肺癌和白血病。

后果：自2001年起癌症病人突然增多。此后3年中，查出癌症病人17人，14人死亡。 

癌症村 - 11.涉县 

地域：涉县位于河北省，包括固新、神头、井店等镇，有约两万人。

环境：20世纪80年代，涉县的村镇办了众多烧碱厂、粉灰厂、造纸厂。90年代，当地政府对这些有污染的小工厂全部进行了搬迁和关闭，但癌症发病仍然没有得到控制

病种：食道癌、胃癌、贲门癌

后果：每年约有1千人做食道癌等恶性肿瘤手术；每年死亡人数中，至少有50%～60%是食道癌和胃癌病人。全国食道癌死亡率为10.02/10万，该县达244/10万，个别村镇达1004/10万。 

癌症村 - 12.肖家店村 

地域：位于山东省肥城市，1000～2000人。

环境：流经肖家店村的大汶河，上游的一些县市集中了造纸、印染、化工、机械、冶金、采掘、钢铁、电力、酿酒、食品加工、纺织、农药和煤炭等企业；肖家店村 所在的肥城市也是重点发展采煤、炼焦、造纸和酿酒等企业。而这些企业向大汶河排污，造成河水严重污染，许多河段水质常年是污染最严重的劣5类，其中，强致 癌物亚硝酸盐严重超标，锰超标57倍。土壤、蔬菜受到剧毒元素的污染，其中，小麦铬含量超标1.7倍，白菜铅超标2倍，菠菜镉含量超标9倍、铬含量超标 12倍，莴笋叶镉含量超标2倍、铬含量超标4倍。

病种：胃癌、食道癌、肝癌。后果：4年间，因癌症死亡56人。  

癌症村 - 13.杨庄乡 

地域：位于安徽省宿州市，全乡有16个靠近奎河的行政村。

环境：奎河流经杨庄乡，是淮河支流，河面翻滚着白色泡沫，发出阵阵刺鼻的臭味。村民家的新井，水抽上来就有味道。过去，村里人都在奎河里洗澡、游泳，但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就再没人去了；原来河里有鱼、水草，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这里原有两万亩稻田，但因污染稻米卖不出去，如今农民只能改种玉米和豆子。

病种：肝癌、肺癌。

后果：在千余人的村子里，平均每年因癌症死亡10人左右。

癌症村 - 14.乐安河沿岸八乡镇 

地域：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乐安河流经该市的8个乡镇。

环境：河水中有20多种有害污染物严重超标，沿岸8个乡镇的数十万亩良田荒芜，并出现了10多个“癌症村”。沿岸居民饮用水检测，铁、锰、碳氨浓度超标值分别为7.4倍、18.8倍和3.8倍。

病种：食道癌、肝癌。

后果：名口镇戴村受灾程度最严重，从上世纪80年代起，每年死于食道癌、肝癌的人有4～５个，大多是年轻人。 

癌症村 - 15.大托院子村 癌症村 

地域：位于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滩头镇，有70户、285人。

环境：该村用水检验表明，水质严重污染，矿物质含量偏高。

病种：不详。 

后果：20年间，曾有29例癌症病人，其中27人已死亡。  

癌症村 - 16.坞里村 

地域：位于浙江省萧山市南阳镇，近2000人

环境：自1992年起，有26家化工企业落户南阳镇，曾肆无忌惮地排污，使坞里村的河水变得乌黑，鱼虾绝迹，水井多已废弃。

病种：食道癌、肝癌、胃癌、肺癌、乳腺癌、胰腺癌、血癌。

后果：几年间，有70多人死于癌症。癌症死亡人数占村里死亡人数的80%，其癌症发病率高于全省十几倍。 

癌症村 - 17.广门桥村 

地域：位于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有370户、约1400人。

环境：市县卫生部门认为，原因是水源污染和食物农药超标。

病种：胃癌、食道癌、口腔癌。

后果：13年间,有近40人患癌症,年平均3人以上死于癌症，得癌症的人90%都是50岁以上者。  

癌症村 - 18湖北省襄樊市朱集镇翟湾村 

受白河水污染影响，十年因患癌症死亡的村民近百人，并有多户是夫妻相继患癌死亡。特别是近３年来，翟湾村癌症死亡率高达十万分之四百左右，大大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经环保部门监测，发现村民井水中含有六价铬、苯和甲苯等致癌性物质。湖北省肿瘤医院院长陈焕朝认为，翟湾村癌症发病率高与村民长期饮用污染水源有 直接关系。

原文链接：http://www.p358.com/news/china/2011/0519/89232.html

艾未未事件的深层含义--法广

艾未未事件的深层含义--法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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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拍摄的行为艺术照片。

网络

作者 雅尼克

中国艺术家、维权人士艾未未于4月三日在北京机场“被”失踪之后，引起全球舆论的极大关注。不仅欧美各国政府反应迅速，相继发表正式声明，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艾未未，欧洲议会、国际人权团体，文化与艺术团体，包括世界各大博物馆也均参与了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艾未未的行动。艾未未的失踪，在中国国内、港澳台也激起了强大反弹。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艾未未的遭遇以及声援艾未未的全球性动员程度超过了对诺贝尔获奖者刘晓波被判刑所激起的反响。

之所以讲艾未未被失踪，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仍然没有就艾未未的去向给出正式的说明。这也正是自阿拉伯世界掀起茉莉花革命浪潮以来，滕彪、唐吉田、江天勇等几十名律师的命运。不过，官方媒体抹黑艾未未的宣传攻势实际上已经承认艾未未的失踪乃是政府所为。
艾未未是世界知名的大艺术家，艾未未被抓之后世界的强烈反应就是明证。中国政府不可能不知道艾未未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知道仍然采取行动，显然有着更深层的含义。
艾未未是中国公民社会结出的灿烂果实
艾未未被抓当然不是由于其艺术活动，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艾未未以其著名艺术家之身，以艺术与语言为表达手段，为弱小者伸张正义，为受害者争取权益，为公民社会扩展空间。相对于由于起草08宪章而被判十一年监禁的刘晓波，艾未未的定位只能是一位有良心、敢真言的艺术家。他没有系统的政治论述，也非政治异议人士。他是一位嫉恶如仇，敢于呼喊、敢于实践公民权利的当代豪杰。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政府似乎不应该抓捕艾未未，因为艾未未代表的至多是中国成长艰难的公民社会，而非在政治权力领域里同政府较量。
那么，中国政府又为何要对这样一位艺术家下手呢？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邓小平发动经济改革。一个不成文的社会契约俨然君临中国大地，这即是政府给民众打开经济发展的空间，经商创业的路敞开着，但是政治空间则是党的独霸天下。于是，任何人，只要在政治领域挑战权力，无一例外均会遭到镇压。长期以来，政府与社会似乎也大致遵循这一默契。众多的民运人士包括刘晓波的被捕，都可以用这一逻辑来加以解释。在这一新的社会契约的隙缝中，中国公民社会从无到有，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机会。二十年来，中国律师阶层的成长，媒体人独立意识的确立，以互联网为言论阵地的公民社会的觉醒等因素，也间接得益于这一社会默契。从某种意义上，艾未未本人未尝不是这一公民社会发展所结出的灿烂果实。在此前，律师、记者等各类维权人士，虽然被重重打压，但相对于政治异议人士来说，界线仍然是分明的。即使是如高智晟律师被失踪事件，也可以从他本人直接介入法轮功事件，从而越过了共产党的红线来加以解释。
向公民社会宣战
然而，艾未未事件却打破了这一社会与官方的契约。艾未未事件标志着一种转折。这一转折意味着官方越过政治的红线，将政治的禁区向公民社会领域扩展。而这一转折的背景既是今年初起于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浪潮，也是官方对封禁互联网破功的自觉意识。茉莉花革命给中国当局的警示是：仅仅防范公开的政治异议人士不足以防止丢掉政权，在公民社会喷薄欲出的今天的中国，公民、法制、律师、网络等均是专制政权的大敌。从这一意义上讲，此次被抓的虽是艺术大师艾未未，但目标则是整个公民社会、网络空间的活跃分子，是对公民社会的某种宣战。这也解释了为何艾未未事件会激起如此强烈的反应：只要你自觉是公民社会的一份子，有捍卫公民权利，争取言论自由之心，有匡扶社会正义，维护弱小之志，你就会从艾未未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也就在某种程度上会对艾未未的遭遇感同身受。

关键词 : 中国 - 人权 - 政治

云南副省级退休官员带领村民上访 被劝“会被灭口”

云南副省级退休官员带领村民上访 被劝“会被灭口”

分类： 奇闻2011-05-20 09:49

    

杨维骏

1922年3月生，云南昆明人。1945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政治系，同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建国后历任民盟云南省委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和中央委员，云南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他为民请命的事在网络传播后，被网友称为“最可爱官员”。

本报讯 （记者黄玉浩）12月17日，89岁高龄的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坐着政府专配用车，为12名失地农民代表开道，带其到云南省政协反映问题。

杨维骏说，那些村民都是昆明市西山区福海社区韩家湾村的。他们要反映的问题是，政府拆迁安置政策不合理。

据农民代表张桂仙介绍，昆明市西山区福海社区韩家湾村有8个自然村组要拆迁，1700亩耕地要被征用，房屋在今年年初被限期拆除，政府没有出示征地手续，每亩25万元的征地款也未发放，冬天到了，安置房至今没有下落。

张桂仙说，他和村民曾去上访过80多次，去过省委省政府、省人大政协、市区政府，但事情毫无进展。

12月17日，韩家湾村的400多名村民到社区街道办，要求政府出示土地征用与拆迁的相关手续，遭到拒绝。

张桂仙说，在村民中，有个从云南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他给已经退休的副省级官员杨维骏打电话，反映问题。

12月17日，杨维骏从村民处听闻这一消息后，从云南省政协老干部处借调一名工作人员，并乘坐专车赶到现场。

到达现场后，杨维骏命人拍照、摄像取证，并带着村民去省政协，“政协能监督政府，没有我带路，农民肯定进不了大门。”

12月18日，记者在杨维骏家采访，有云南省政协老干部处一处长来访，他和杨维骏就带领村民上访问题辩论了2个多小时。该处长认为，杨不该以省政协原副主席的身份带上访农民进入省政协大院，称农民有冤屈应走正常渠道反映问题。

杨维骏回应说，“我为什么不能以退休干部身份，为群众反映问题？”

■ 对话

“你把农民的地和房子都拿走了，不去合理安置，让他们怎么生活？”89岁的老人扬起一份反映昆明西山区福海社区遭遇违规拆迁的举报材料称，他一定会将此事过问到底。

“替老百姓说活，我问心无愧”

杨维骏认为，将政府配车只用于游山玩水那才是不正常现象

“省国土厅承诺，立即调查”

新京报：你为什么要带农民到省政协上访？

杨维骏：当时了解到这群失地农民的处境，觉得十分可怜，他们的土地和房子都被政府征用了，但各种手续都没有，安置房也没有下落，他们四处上访，到有关部门信访都没用，都在踢皮球，省里打到市里，市里推到区里，区里又说没权做主，我既然是省政协退休的副主席，群众找到我，那我有义务将这个情况反映给省政协，政协对政府不是有监督职责吗。

新京报：为什么你要亲自带着他们去，你觉得你带着和他们自己去有什么区别？

杨维骏：农民自己去的话，连政协的大门也进不去，有门卫，领导不会见他们，我毕竟是有级别的，我的配车可以畅通带着他们进去，能引起一些领导的重视，老百姓自己去信访，拖到猴年马月也不见得有人管，农民太可怜了，有些官员对待群众的感情太淡薄，太冷漠。

新京报：你领着农民到省政协后又发生了什么？

杨维骏：农民开着两辆面包车，坐着12个农民，跟着我的专车，门卫都认识我的专车，所以没人拦。

到省政协，先找分管老干部处的一个副秘书长说要到信访处反映这群农民的问题，这个副秘书长就说要请示领导，要走相关程序的审批，我当时就怒了，救命的事，能拖吗，就带着农民直奔信访处，结果整个办公室一个人都没有，当时是周五上午，这很不正常。11点半，我让农民回家，我就直接去了省国土资源厅递交了反映材料。

新京报：国土厅有什么回应？

杨维骏：一个副厅长说会派巡视组去了解情况，如果他们推托不办，我就连国土厅一起告。

新京报：省国土厅的回应和你的特殊身份有关吗？

杨维骏：可能有关，我将举报材料递交省国土厅办公室的时候，我说了我的身份，办公人员说需要由省政府办公厅向省国土厅的厅领导进行对接，我又找了办公厅，后来国土厅的一个副厅长来电承诺马上成立调查组去了解情况。“有人劝，管闲事会被灭口”

新京报：带群众上访，你想过政协有人来责怪你吗？

杨维骏：真没想过，所以当政协老干部处的一位处长来我家责怪我开着专车带群众去政府上访不妥，我很是愤慨，作为一个为群众和政府工作多年的老干部，发挥余热体恤民情，反映民生疾苦本无可厚非，我觉得人民培养一个干部那么多年，干部反过来不知道报效自己的衣食父母，这和动物有啥区别。

新京报：他们责怪你什么？

杨维骏：说我开着政府配车带农民信访行为不妥。我就说你拿出政策和法规，哪一条规定政府配车不能用于退休干部的调研，既然政府每年的工作报告都要征询老干部的意见，那我就有义务有权利去调研，并将群众疾苦反映给政府部门。

新京报：但开着公车为民请愿的确罕见。

杨维骏：罕见才是不正常的。难道干部的公车就是用来吃喝玩乐的？退休干部的配车难道就是用来游山玩水的？这才不是为民服务的态度，政府给我配的车，那是人民给我的待遇，我会用他来做更多有益于人民的事。

新京报：那这个处长来责怪你，是不是代表组织上并不认可你的这一行为？

杨维骏：我觉得不是，可能只是某个领导或某一群人，他们会对我的行为反感，会觉得我这老头瞎管闲事，也可能触动某些人的利益。但我是在替老百姓说话，我问心无愧，心怀坦荡，我在说真话，反映民众真实疾苦。

新京报：说真话你有顾虑吗？

杨维骏：我没有，但给我反映情况的那个云大学生听说刚被政府官员找去谈话，让他劝我不要过问此事，否则让他小心，我也因为多次向省委省政府多次递交群众的信访材料，有人托人转告我再瞎管闲事，小心灭口，但我从不退缩，从政以来我屋内挂着自写自勉的话，“以丹心照万民，甘造坎坷不甘驯”。

新京报：你只有一个人，昆明市可能有很多信访者，你能解决所有问题吗？

杨维骏：我觉得还是体制有问题，为什么那么多失地农民，为啥那么多人上访，为啥暴力强拆和流血冲突不断，我觉得在于一些主政者并非以民生问题为首重，而是追求那些看得见的政绩，所以到处大拆大建，全国兴起的“农民被上楼”运动就是典型，村庄改造村民却失去自主权，农民生活和就业处于困境，许多官员只唯上、只唯权、只唯钱、只唯政绩，却忘了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这个根本。

“即便在位，也会为民请命”

新京报：你如何和社会分享你的观点？

杨维骏：今年我让在北京的女儿为我开了博客，我将我的观点发在博客上，希望更多的官员、学者和群众都能来参与讨论，为国家的民主和经济的发展献计献策。

新京报：你的博客取名直言，博文中对一些现象提出批判，有网友觉得是因为你退休了才敢这么说？

杨维骏：不是，我今年快90岁了，按说应该像许多退休老干部那样养花种草颐养天年，但我总觉得自己还能为人民做些事情，直言与反腐败是我一辈子坚持在做的事，我在位的时候，遇见这种农民我还是会了解情况，确定是政府或某个部门的责任我依然会专车开道亲自为其请命，占着官位不为民办事那是对人民犯罪。

新京报：你专车带道为民请命的事在网络传开后，很多人称你为最可爱的官员，引起这种轰动，你想到过没有？

杨维骏：没有，作为一个卸任干部为群众反映诉求没什么值得赞颂的，如果引起了网民的轰动，那只能说现在的官员真正为民办事，对人民充满感情的官员变少了，我也遇见一些干部对群众趾高气扬、出去都讲豪华排场，这些官员已经脱离群众了。

新京报：周边的人如何看待你的行为？

杨维骏：许多在职或退下来的干部都很敬佩，很赞赏这种做法，当然也有人内心可能不认可，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些反对的官员，我觉得大多是只唯上、不唯民的人，价值观不同不相为谋。

本报记者 黄玉浩